一位中文系，但没研究过翻译的博士说：“我刚到新加坡时，跟我的文人朋友讨论这里的街道翻译。觉得River Valley Road的翻译“里峇峇利路”很好笑。为什么不是“河谷路”？希望你们以后要任重道远ok，你们要规范本地的翻译，不要乱乱来，弄到我的朋友目瞪口呆。”
博士的文人朋友还说：“老师，你英文再好也低不过Singlish。”
翻译又不是数学，哪能说规范就规范？Excuse mua “里峇峇利路”不是Singlish，是音译。
译名自古是个头疼的问题，至今仍是。
关于译名，中国译界人士讨论不少，可见其难度。除了朱自清，译界学者如章士钊、胡以鲁、吴稚晖、张礼轩等也曾发表译论讨论译名。
当时River Valley Road被译为“里峇峇利路”而非“河谷路”应该和当时的文化有关。
曾尝试查阅历史，想知道River Valley Road的由来，但缺乏查阅历史资料的能耐因此作罢。
要说我懒惰，也可以啦 ;P
新加坡曾是个英国殖民地，River Valley Road或许就是那时候取的。
当时的Demographic和今天不同，语言环境更不同。
当时的华人以方言沟通为主。印度人、马来人、英国人和华人之间怎么沟通？
拉车的、开霸王车（当时的德士）是些什么人？
当时跟马来人或印度人说“里峇峇利”，或许他们会立刻明白是River Valley Road。跟他们说“河谷路”应该是沟通失败啦。
中文系的博士也只不过是翻译的门外汉。
想问这位博士，在她来自的地区，“河谷路”应该不是River Valley Road，而是HeGuLu Road吧？这也是音译嘛！
Continue reading River Valley Road＝河谷路？
《联合早报》2010年7月14日 新加坡新闻
杨荣文: 若能成功自我改造 中国可成为超级强国
周殊钦 明永昌 刘旭明 报道
谢光凭 摄影
杨荣文说，中国当局要如何在这个影响深广的快速城市化进程中找到世界迄今对这一难题还没有的解决方法，从而避开许多亚洲国家的传统政党近年所碰到的执政困难，将是中国走向强国的道路上不得不克服的重要挑战之一。
中国传统上是个农业国，中国共产党长久以来所治理的主要是个农业社会。如果它能够成功自我改造，掌握治理正以高速城市化的社会的技能与知识，这个即将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国家，无疑也可成为超级强国。
外交部长杨荣文昨天在“通商中国”组织举办的“慧眼中国环球论坛”上指出，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个以农业为主体的国家，它在过去几千年所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包括在某些方面注重等级制度的儒家思想及治国方面的技能，都在近年因社会的现代化而出现巨变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冲击。
据他分析，中国当局要如何在这个影响深广的快速城市化进程中找到世界迄今对这一难题还没有的解决方法，从而避开许多亚洲国家的传统政党，如日本的自由民主党、台湾的国民党和印尼的戈尔卡等近年所碰到的执政困难，将是中国走向强国的道路上不得不克服的重要挑战之一。
他表示中国共产党当前所面对的是一个面貌同过去非常不同的社会，网络化给予城市居民的社会流动性，使它以前从农村崛起时所熟悉的治理与管制知识变得不完全适用。而传统上遵从上级的儒家思想，也备受挑战，须要进一步演化成一种能反映并针对现代社会组织形态的新“城市儒学思想”（Urban Confucianism）。
“那种情况就如一个国家越发展，城市人口越多，这些城市居民对传统政府就越不满。而这也成了中国近年来对‘新加坡实验’感到兴趣的部分原因。”
据杨荣文观察，中国对新加坡的兴趣是间断性的，每当它遇到一些需要以新的办法来解决的问题时，就会将目光投向新加坡，以寻找适于借鉴的经验。而中国政府近年来对新加坡饶有兴趣的原因，正是想了解人民行动党这个被他形容为“亚洲最成功的城市政党”管理城市政治的秘诀。
“有一个富强的中国对新加坡是有利的。如果我们能够扮演一个有用的角色，就应该这么做。这不需花费一分一毫。但是，我们也希望不仅仅是中国从新加坡的错误与失败中吸取教训，我们也应该有那种意识和智慧，以及谦逊的态度，同样从中国的经验和失败中学习，并在这个过程中自我改善，以保持我国模式的有效性。”
新加坡可做为网点
他指出，新加坡对中国而言小如“盆栽”，不可能为它提供全面的参考模式，更不可以本身可作为中国与世界的“桥梁”自居。尽管按照他的评估，对自古以来就有里外之分心理的中国人来说，新加坡虽然不至于是他们最亲的“家人”，却也是了解中国人世界观的“亲戚”。因此，我国可发挥的角色应该是成为一个全球网络中的重要网点（node）。
“要当桥梁，就意味着要有某种专用的沟通渠道，但这已是一个网络化的世界，有不计其数的绕道可以走。新加坡可以做的是成为一个网点，只要我们有创意、有远见，这个网点就可以不断扩大，并加强同其他网点的连接。反之，如果我们变得自满或对外界莫不关心，网点就会缩小，而且变得对其他人没用。”
杨荣文进一步解释说：“这看似有点矛盾。但是，我们越是要加强同中国的联系，就越必须加强同世界其他地区的联系。如果你把这视为大脑中连接到多个节点的中枢，我们有越多对印度、东南亚、欧洲、日本、非洲的联系，我们同中国和当地人民的联系就越多元。因此，新加坡发展与中国友好关系的关键在于我们同世界其他地区连接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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